公元1276，南宋朝廷奉表降元。元世祖忽必烈詔令宋室三宮人員北遷大都。汪元量以宮廷琴師身份隨宋室到了元大都。他親眼目睹了南宋奉表降元的真實一幕，也親身經歷了宋室北上大都的生活。

    對于歷史事件，有專門的史官會進行記述，史官往往會客觀地秉筆直書，記述人物言行、事件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等，但對于歷史事件中人的情感心理不會做過多的描寫，史官也不會添加個人主觀情感。

    汪元量，南宋宮廷琴師，又是一名精通音律的詞人，以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和見證人的獨特視角，記錄下了宋元易代時的真實歷史事件，并以文人特有的細膩筆法和情感體驗藝術化地再現了這一歷史事實，這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史料的不足之處。

    1275年的元宵節，南宋落下歷史帷幕

    汪元量，1241年（宋理宗淳祐元年）生，字大有，號水云，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末年詩人、詞人，著名琴師，精通音律。

    清代厲鶚《宋詩紀事》記載：“當度宗時，（汪元量）以善琴出入宮掖。”度宗，即是宋度宗，南宋第六位皇帝，1264-1274年在位。據此推斷，汪元量在入宮時大致在二十多歲。汪元量入宮時，南宋政權已是風雨飄搖，內憂外患。

    南宋理宗瑞平二年（1235年），元朝軍隊正式進攻南宋，從而拉開了攻滅南宋的戰爭序幕。經過長達40年的戰爭，至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秋，元朝三路大軍已逼近南宋都城臨安。

    1275年的元宵節來臨之際，臨安城中的燈光依然如往年那樣璀璨。城外已是大兵壓境，城中百姓人心惶惶，雖然有節日的襯托，但人們沒有什么心情歡度節日，氛圍大不如前。

    而就在幾天前的朝會上，主持朝政的謝太后也發現宮廷大殿里很多平日參政議政的大臣都不見了，細問之下才知道，原來很多大臣都已攜家帶口逃離了臨安，連左丞相留夢炎也跑了《宋史》記載如是記載此事：“京朝官聞難，往往避匿遁去。”

    汪元量在元宵節這天耳聞目睹了臨安城宮內宮外的景象，這一切讓他深有感觸，隨即寫下了詞作《信言玉女·錢塘元夕》：

    一片風流，今夕與誰同樂。月臺花館，慨塵埃漠漠。豪華蕩盡，只有青山如洛。錢塘依舊，潮生潮落。

    萬點燈光，羞照舞鈿歌箔。玉梅消瘦，恨東皇命薄。昭君淚流，手捻琵琶弦索。離愁聊寄，畫樓哀角。

    元宵節是宋代的法定節日，元宵放燈的時間為期三天，正月十三日就開始放燈。

    與汪元量生活在同一時代的文學家吳自牧，曾寫過一本介紹南宋城市風貌的著作《夢梁錄》，書中生動地記載了臨安城的元宵節盛況：“元夕之時，自十四為始，對支所犒錢酒。十五夜，帥臣出街彈壓，遇舞隊照例特犒。……公子王孫，五陵年少，更以紗籠喝道，將帶佳人美女，遍地游賞。人都道玉漏頻催，金雞屢唱，興猶未已。甚至飲酒醺醺，倩人扶著，墮翠遺簪，難以枚舉。至十六夜收燈，舞隊方散。

    南宋臨安（杭州）的元宵節日氛圍，也是早早就拉開了帷幕。正式的鬧花燈時間尚未開始，市民們已先試著放燈，街市上也已開始銷售各式各樣的花燈。杭州城的街市上也會出現很多支歌舞隊，表演傀儡、杵歌、竹馬之類的節目，表演者們身著節日盛裝，大戶人家經常邀請這些歌舞隊前往表演。

    南宋臨安城的元宵夜晚，從宮廷到民間，各種花燈爭奇斗巧。宮廷的花燈無疑最為豪華，一款出自宮廷匠人之手的名為“琉璃燈山”的花燈，高五丈，上面有各式人物，由機關控制，活動自如。至深夜，臨安城樂聲四起，放煙花百余架，煙花將城市的夜空點綴得絢麗多彩、美輪美奐。

    臨安元宵節是南宋詞人常寫的題材，有的詞作是借元宵節渲染臨安的歌舞升平與繁華；有的卻從臨安城元宵節的今昔對比中，寄托身世之感、興亡之嘆，如劉辰翁的詞作《永遇樂·璧月初晴》《憶秦娥·燒燈節》等歌詞。

    回到汪元量的元夕詞中，很顯然，這首詞作更具有特別的意義，與別的描寫臨安城元宵節的詞作都不相同。因為這首詞作于臨安城被圍之日，是詞人耳聞目睹之后的實景寫照，字里行間透露出更多的緊迫感和危機感。

    詞作起句“一片風流，今夕與誰同樂”，寫詞人眼前的元宵夜依然一派熱鬧景象，但跟誰一起賞玩呢？大兵入境，臨安被圍，城內人心惶惶，苦中作樂，顯然這個元宵夜已經蒙上了與節日不相匹配的悲涼色彩。

    接下來的六句，是詞人漫步臨安街頭的所見所聞，分別從臺館、青山、江潮三處落筆，表現出三種不同的意象。

    第一層是“月臺花館，慨塵埃漠漠”二句。

    詞作小序中寫道“錢塘元夕”，錢塘是臨安城的別稱。這兩句寫在元宵夜明亮的月光下，城內臺館依舊林立花叢中，被各種節日的花燈裝扮一新，卻已經彌漫著敵騎的塵埃。詞人的弦外之音是：戰爭的陰云籠罩在臨安城上，城市的繁華只是表象，潛伏的危機已經來臨。

    第二層是“豪華蕩盡，只有青山如洛”兩句。

    青山如洛，就是指青山如常、青山依舊，這兩句透露出凄涼的意味。字面上指元宵節的繁華已逝，只有青山依然秀美。詞人明寫臨安城元宵節的繁華今不如昔，實則指宋朝昔日的整個太平景象已蕩然無存。這是詞人作為歷史見證人的深切體會。

    第三層是“錢塘依舊，潮生潮落”兩句。

    詞人來到城外的錢塘江邊，目之所及的錢塘江洶涌澎湃、潮漲潮落，壯觀景象依舊如故。詞人似乎在幽怨江潮的無情：錢塘江不關心人間興衰。

    這首詞的上闋寫詞人在臨安城的所見所聞，而下闋則是空間的轉換。詞人漫步臨安街頭，倍感凄涼，他無心再看，然后又回到宮中，并寫下了他看到的三種宮內景象：燈光、玉梅、昭君三。

    第一層是“萬點燈光，羞照舞鈿歌箔”兩句，先寫往日的元宵節萬點燈火。

    不管是宮內還是宮外，往昔的元宵節到處都是火樹銀花、張燈結彩，一派節日的喜慶氣氛；如今卻是美景不再的場面。“羞”字極為傳神，因為感覺到“羞”的正是詞人自己，這是詞人的情感體驗和感官映射。宮內的珠光寶氣與宮外的萬家燈火交相輝映，這種場面越是華麗，詞人內心越覺得羞，這兩句最能反映詞人獨特的視角和心理活動。

    第二層是“玉梅消瘦，恨東皇命薄”兩句，東皇指春神。

    詞人看到宮中的梅花也已凋殘，梅花似乎也在怨恨春天流逝，其實這兩句也暗指宋室妃嬪們的自嘆。汪元量作為琴師侍奉后宮，以其精湛的琴藝和卓絕的才華深得器重，而宮闈中有如王昭儀（王清惠，后文會寫到）等人也是精通音律之人。

    第三層“昭君淚流，手捻琵琶弦索”兩句。

    捻，琵琶彈奏指法之一，用左手手指按弦在柱上左右捻動。這兩句還是寫后宮妃嬪，詞意要比第二層更深。后宮中沒有節日應該有的喜慶氣氛，而是一種低沉哀傷的壓抑之情。南宋的后宮妃嬪們也預感到了王朝的命運，一股悲涼的氣氛籠罩在后宮中，她們無能為力，只能以“手捻琵琶弦索”這種方式度過元宵節。

    全詞在“離愁聊寄，畫樓哀角”的蒼涼余音中曲終闋盡，緩緩落下帷幕。這兩句寫后宮的妃嬪們滿腔愁怨無處訴說，只能寄托在那幽咽的號角聲中。

    有離愁的人不光包括后宮妃嬪，也包括詞人自己，更是整個南宋宮廷的象征。在元宵佳節里，本來應該是笙簫歌舞宴樂的場面，作為琴師的汪元量此刻應該正在移宮換羽、撥動琴弦為宴樂助興，而事實卻是畫樓里傳來凄楚幽咽的畫角聲。

    彼時彼刻，從元宵夜晚的樓閣中傳來的哀鳴的聲音正是宮廷內外所有人的心聲，也正是風雨飄搖、內憂外患的南宋宮廷的真實寫照。

    夜宿淮河，聽聞琴聲

    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丞相伯顏率軍攻至宋都城臨安東北的皋亭山，宋朝謝太后上傳國璽出降。

    二月，元軍入臨安，宋室三宮皆被元兵俘虜，史稱“德祐之難”。三月，宋恭帝、后宮妃嬪、宮女、侍臣、樂官等三千余人被押解北上，宮廷琴師汪元量也在其中。他們在北行途中，夜經淮河，舟中有一位宮女彈琴，琴聲凄婉，如怨如訴。

    汪元量聽到琴聲，觸發了他內心深處的隱秘角落，眼前的一幕引起了他強烈的共鳴，于是寫下了這首《水龍吟·淮河舟中夜聞宮人琴聲》：

    鼓鞞驚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風雨。歌闌酒罷，玉啼金泣，此行良苦。駝背模糊，馬頭匼匝，朝朝暮暮。自都門燕別，龍艘錦纜，空載得、春歸去。

    目斷東南半壁，悵長淮、已非吾土。受降城下，草如霜白，凄涼酸楚。粉陣紅圍，夜深人靜，誰賓誰主？對漁燈一點，羈愁一搦，譜琴中語。

    全詞以“鼓鼙驚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風雨”起筆，大意是說：戰亂的繁鼓聲，驚破霓裳羽衣的輕歌曼舞，海棠春睡的亭北，驟然一陣凄風苦雨。這樣的起筆，格調飽含深意，因為詞人借用唐玄宗時期安史之亂的典故來寫南宋亡國的巨變。

    歷史是何其的相似，當年的安史之亂爆發前夕，唐朝宮廷依然沉浸在霓裳羽衣曲的旋律中，朝廷上下一派歌舞升平，就是在這種景象中安史之亂爆發。白居易在《長恨歌》中寫到“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詞人借古寫今，以唐代安史之亂為切入點。直接指出了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沒有從歷史上的前車之鑒中汲取教訓，導致江山易代，最終淪為階下囚的屈辱與痛苦。宋元易代是詞人難以接受的事實，更是令詞人萬分震驚的事情。

    以下三句，兼用金人滴淚的典故寫宋元易代、宋室北上的悲哀，詞人用四字概括，形象而貼切。宋室受降之后，三千余人被押解北上，千里迢迢，行程苦不堪言。

    接下來三句緊承上句，是詞人對抵達北地之后困苦生活的設想。繼而又回顧自城陷國破以來的情景，大意是說：駱駝背上，搖搖晃晃淚眼模糊，押解的鐵騎，一路巡防一路催逼，驚悸不定從朝到暮。

    上闋后四句大意是說，故都啊，城外一席冷宴，辭別得那么倉皇急促，北上的錦帆龍舟，空載衰殘的春色歸去。這幾句是詞人引用歷史典故，對“苦”字的表象與含義的反向闡釋：當年隋煬帝從洛陽出發，沿大運河南下巡幸江都（揚州）時所乘的舟船，極盡豪華。

    而汪元量和宋室一行正好是北上，南下和北上在詞人眼里都是亡國之事，詞人筆下載春歸去的船只，也極具象征意義。宋室北上的出發時間，正是三月，暗指宋元更迭的時間節點。這幾句既是北上行程的實況寫照，又是南宋國運已盡，詞人無力回天的感慨。

    下闋寫船經淮河時詞人的感受。開篇三句大意是說：遠望江南如畫的半壁江山，可嘆江淮兩岸拱手相送，已非吾土。

    詞人在船上放眼望去，淮河兩岸的風景是如此優美，然而詞人此時看風景的心情是復雜的。南宋半壁江山已經改朝換代，身后的故國漸行漸遠。

    “受降城下，草如霜白，凄涼酸楚”，大意是說：受降城下如茫茫秋霜白草干枯，北去的殘余生涯將是無盡的凄涼酸楚。這三句還是詞人的設想：他想到以后的生活，不禁悲從中來，心中不禁泛起陣陣酸楚。

    “粉陣紅圍，夜深人靜，誰賓誰主？”這三句寫詞人的目光由遠及近，不再是回顧身后的故國，而是將目光移向舟船。此時已是深夜，詞人看見在狹窄、逼仄的舟船中，妃嬪、宮女們擁擠入眠。

    曾經的尊卑有序不復存在，如今她們有著相同的身份——階下囚。舟船中主奴難辨，不分賓主，這三句從家國命運寫到個人遭遇，是南宋后宮妃嬪和詞人被俘北上的歷史紀實。

    詞作最后三句寫詞人的目光聚焦在彈琴的宮女身上：此時的淮河水面靜寂、幽曠，唯獨那位同樣愁腸滿腹的宮女，在孤燈下撫弄著琴弦，奏出如怨如訴的琴聲。

    這琴聲回蕩在水面，回蕩在詞人耳邊，撩撥著詞人憂傷的心緒。全詞在“對漁燈一點，羈愁一搦，譜琴中語”中曲終闋盡，這三句照應序言“淮河舟中夜聞宮人琴聲”，以幽曠的琴聲收束全篇，意味深遠，讀來耐人尋味。

    這首詞情景交融，意味深長，讀來讓人動容，上闋重在鋪陳背景，下闋緊扣主題，著重展示宋室成員被俘北上、舟行淮河時詞人的見聞和感受，詞作在寫作手法上也極具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一是虛實結合，舟行淮河的見聞和行程是寫實，回憶和設想是寫虛；二是時空拓展，將宋室北行的行程從行前寫到當下，又寫到今后；三是感情基調的統一，貫穿全詞的是驚和苦的悲涼感情。

    這樣的寫作手法避免了詞作在章法上的平鋪直敘，顯得跌宕起伏而又真切感人。詞人以抑揚頓挫的旋律、流暢奔放的文筆，對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做出了周詳而細致的描述。可以說，這首詞是聲情并茂、情景交融的文學藝術珍品，也是以歷史事件為題材的歷史紀實。

    由宋入元的山河之慟，在同時代的詞人筆下都有反映，如王沂孫、張炎、周密、蔣捷等人，但他們的詞作大多是詠物詞。汪元量的這首詞則不同，他將自己親歷的一幕做了記述，這就是：宋室一行3000余人被俘北上，舟船經過淮河的生活感受和情感體會。

    一曲《滿江紅》，天涯何處覓知音

    前文說到的王昭儀，就是王清惠，她在南宋末年被選入宮中，做了宋度宗的昭儀（妃嬪的稱謂），王清惠也精通音律。被俘前，汪元量曾作為琴師，侍奉宮廷，得識王清惠，他們的關系也是很好的。

    宋末詞人劉辰翁在《湖山類稿序》中對汪元量如是介紹：“侍禁時，為太皇、王昭儀鼓琴奉卮酒。”同時代的詞人趙文在《書汪水云詩后》也說汪元量：“嘗以琴事謝后及王昭儀。”

    至元十三年（1276年），宋室被元兵俘至大都，王清惠和汪元量都在其中。北行途中經過汴梁夷山驛站時，王清惠曾作《滿江紅·題南京夷山驛》一詞：

    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馨妃后里，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聲鼙鼓揭天來，繁華歇。

    龍虎散，風云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盈襟血。客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問嫦娥、于我肯從容，同圓缺？

    王清惠的這首詞寫得很符合她的身份，具有很強的藝術表現力：詞作從追憶往昔和當前處境入手，寫出了自己的惋惜、悲痛、驚恐，也寫出了北上之行的凄苦，將自己的生活經歷、思想感情和性格寫進詞中，感情真實，聲情并茂。

    詞作一出，為世傳誦，文天祥、鄧光薦都有和作，當汪元量到達大都后，有感于王清惠詞作的感染力，寫下和詞《滿江紅·和王昭儀韻》：

    天上人家，醉王母、蟠桃春色。被午夜、漏聲催箭，曉光侵闕。花覆千官鸞閣外，香浮九鼎龍樓側。恨黑風吹雨濕霓裳，歌聲歇。

    人去后，書應絕。腸斷處，心難說。更那堪杜宇，滿山啼血。事去空流東汴水，愁來不見西湖月。有誰知、海上泣嬋娟，菱花缺。

    遵循原詞的韻律，依次押韻又要避免聲韻的拘束，還要與原詞的意思接近而又不能重復雷同，這是作為一首和詞最基本的兩個要求。

    汪元量和王清惠在宮廷中相識，那時汪元量只是一位琴師，而王清惠是昭儀，身份地位不同。宋室北行，兩人都在其列，此時卻是相同的身份和處境，一路患難與共，他們之間早已沒有了以往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別，更多的是患難與共、惺惺相惜的友情和知己之情。

    兩首詞作的上闋都是追憶昔日宮廷的繁華生活。雖然都是追憶往昔的繁華生活，但是兩首詞還是有不同之處：王清惠作為昭儀，主要回憶自己的得寵和幸運；汪元量是宮廷樂師，他主要追懷的是宴會歡愉的場景。

    如開篇三句寫西王母瑤池蟠桃大會的盛況，其實是借喻南宋宮廷歡宴的逸樂場景。再如“被午夜、漏聲催箭，曉光侵闕”兩句，寫宮廷宴會通宵達旦，參加宴會的人都盡情享用，所有人都沉浸在歡樂之中，不覺晨曦已照進宮樓。這兩句寫宴會的持續時間長。

    接下來的“恨黑風吹雨濕霓裳，歌聲歇”，詞意急轉直下，喻指元兵南下，逼近臨安，一切繁華景象頓時煙消云散。

    對于這一歷史事件，王清惠、汪元量都直接化用了唐代詩人白居易《長恨歌》中的“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王清惠說“忽一聲鼙鼓揭天來，繁華歇”，而汪元量用“黑風吹雨”的意象代替唐代歷史典故，在表達手法上更含蓄一些。

    下闋是汪元量設想王清惠的處境和心曲，代她一訴衷腸。“人去后，書應絕。腸斷處，心難說”共四句，每句三個字，以急促的音節，富有律動性的節奏，抒寫王清惠北來后家書斷絕，肝腸欲斷、情難自禁的悲苦心境和王清惠那剪不斷的濃濃鄉愁。

    “更那堪杜宇，滿山啼血”兩句又將詞意推進了一層，從個人情感轉向家國遭遇。杜宇是杜鵑的別稱，杜鵑啼血也是出自白居易的《琵琶行》：“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杜鵑啼血常作為亡國之恨的象征。詞人在此處喻指南宋滅亡，進一步加深“腸斷處，心難說”的內涵和深度。

    “事去空流東汴水，愁來不見西湖月”兩句，不僅對偶精工，而且內容深廣，十四個字將南北兩宋的亡國歷史作了高度概括。東汴水代指北宋都城汴梁，西湖月代指南宋都城臨安。同時，“西湖月”三字也含有鄉愁，在行文上又呼應“人去后”四句。

    結尾三句，汪元量回應王清惠本人及其原詞，因為王清惠的原詞結尾句有“淚沾襟血”的哭訴。汪元量的“有誰知”這個問句，包含著“無人知”和“只有作者知”兩層意思，極其酸楚，極其悲傷，讀來讓人破防。

    “泣”字和王清惠原詞中的“淚沾襟血”遙相對應，詞人以破鏡比喻親人離散，兼喻宋元易代的史實。汪元量的這首詞是王清惠《滿江紅》的和詞，揮灑自如，用詞貼切，詞意與王清惠原作高度契合，毫無違和感。

    汪元量該詞不失原唱中應有的含義，又傾訴出守望相助的知己之情，也展現了詞人的內心世界，將詞人內心的哀愁表達得淋漓盡致。從命題和用筆上來說，這是一首成功的詞作，這也是作品蜚聲詞壇，為人傳誦經久不衰的原因。

    小話詩詞

    宋室一行三千余人，抵達大都后，又遠戍元上都（今內蒙古錫林浩特）、居延（今甘肅張掖）、祁連山等地，汪元量也在其列，每一處都寫下了詩詞，他用這種方式記錄下了一段難忘的歷史。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離開臨安已經十三年的汪元量出家為道士。在元大都舉行的一次宴會上，汪元量借給元世祖彈琴的機會，懇請南歸，得到同意。1299年，年近花甲的汪元量回到闊別已久的家鄉錢塘。此后余生，他往來于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以特有的視角和情感寫下了大量詩詞，記述了南滅亡后的所見所聞和現狀。

    若從文學的角度評價，汪元量歷史題材的詩詞不如杜甫的詩歌那樣有感人至深的藝術力量，若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汪元量詩詞中的歷史細節，又是極其珍貴的。汪元量作為一位親歷者和見證人，記錄了他在宋元更迭時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尤其是南宋王室北上的遭遇和經歷，那就是一部鮮活的歷史。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詞人作為歷史車輪的見證者和親歷者，將自己的情感和主觀意識融進詞中。汪元量的詞作既有史家的紀實，又有詞所表達的獨特情感。他以詞為史，寫出了宋元易代的歷史厚重感。